关于大衍筮法的争论

郭雍的过揲与朱熹的挂扐——郭雍和朱熹关于蓍法的辩论

孙劲松

郭雍，字子和，号白云，河南洛阳人。生于北宋崇宁二年（西元1103年），卒于南宋淳熙十四年（西元1187年）去世，卒年八十四岁。《宋史》列入《隐逸传》。[1]。郭雍一生隐居湖北长阳，以平生之力精研易、医以及兵法、历学，成为当时有名的学者。主要著作有《郭氏传家易说》《蓍卦辨疑》《伤寒补忘论》等。朱熹生于西元1130年，晚出郭雍二十余年，两人在学术上多有交往。

在蓍卦方法上郭雍主“过揲法”，而朱熹持“挂扐法”，二人进行了往复辩论。《晦庵集》卷六十六载有《蓍卦考误》，朱熹抄录郭雍《蓍卦辨疑》的原文，然后逐段加以考证和指谬。郭雍《蓍卦辨疑》原文已亡佚，幸由朱熹抄录批判而得以保存。

根据《蓍卦考误》中所保留的文字看,《蓍卦辨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开篇第一部分引述孔颖达、刘禹锡、李泰伯等人对《系辞》相关章节的解释；第二部分是介绍邵康节、张载、程颐、郭忠孝的蓍法；第三部分是郭雍阐述自己“过揲法”的观点。朱熹还曾写信给郭雍，讨论蓍法以及理学中的问题，见于《晦庵集》卷三十七中的《致郭冲晦二》。另外，郭雍的《郭氏传家易说》和朱熹《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也对蓍法有专门论述。

一、不同的易学观决定了不同的揲蓍法

郭雍认为圣人为明道而作《易》，在包牺之时，只有八卦，没有九、六和大衍数；文王重卦以后，根据天地之数产生九、六之别；文王、周公殁，大道不行，唯有揲蓍流行，人们根据九、六之数推导出大衍之数五十，产生了大衍数蓍法。郭雍认为，汉代以来象数之学附会于《易》，圣人之道熄灭无传，直到程颢、程颐、张载三先生发挥易理精奥，圣人之道才得以重现。郭雍作《郭氏传家易说》的目的就是继承程颐和其父的解《易》传统，阐明圣人之道。朱熹认为《易》本为卜筮之书，以自己和蔡元定考订的《河图》《洛书》为象数本原，认为大衍之数以及九六七八均源于《河图》《洛书》，并在此基础上推演蓍法。这是二人揲蓍法之争的根本原因。

1、郭朱对河洛学说的不同理解

河图、洛书之说，《尚书》《论语》都有记载，认为“河出图，洛出书”为祥瑞之兆。《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汉代有人认为“八卦”就是《河图》、《洪范》就是《洛书》。两汉之际纬书流行，有纬书直称为《河图》《洛书》。

北宋刘牧著《易数钩隐图》,认为“象由数设”。提出河九、洛十的图书模式。认为“河图”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为腹心”的九宫数，“洛书”是五行生数、成数的黑白点数图。以后注家纷起，各持己见。欧阳修将此河、洛说视为乖戾。程颐则承认“河图”的存在，他说：“九、六只是取纯阴、纯阳，惟六为纯阴，只取《河图》数见之，过六则一阳生，至八便不是纯阴。”[2]此处，程颐将“十数图”理解为河图，但他只是将《河图》《洛书》看作九、六产生的一个旁证，并没有将其看作“数”之根源。他认为：“画八卦，因见《河图》《洛书》，果无《河图》《洛书》，八卦亦需做。”[3]程颐还说：“圣人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然何必《图、书》，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数便此中可起，古圣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4]程颐对当时流传《图、书》之学的态度有些暧昧，但他还是对执着《图、书》的学者提出了批评。

郭雍反对象数学派的《图、书》观，《郭氏传家易说》云：“‘河图、洛书’，先儒之说多不同。至于取《纬》为证者，犹非学易之事也。盖河出图而后画八卦，洛出书而后定九畴。故‘河图’非卦也，包牺画而为卦；‘洛书’非字也，大禹书而为字。亦犹箕子因九畴而呈《洪范》，文王因八卦而演《周易》。其始则肇于河图、洛书，书画于八卦、九畴，成于《周易》《洪范》，期序如此。”[5]郭雍认为，《易》法象天地万物，圣人作《易》不用自己的私心私智。河图非卦、洛书非字，八卦、九畴其肇于河图、洛书，但并不能直接可以转换出八卦、九畴。从汉代《纬书》发展到唐宋各种形式的河图、洛书，都是学者用自己的“私心、私智”穿凿附会的结果。

朱熹和蔡元定认为，西汉孔安国和刘歆都曾论及《河图》《洛书》。他们以北魏关子明[6]的《关氏易传》为根据，修订刘牧的《河图》《洛书》，提出河图用十、洛书用九的《图、书》模式。朱熹将《河图》《洛书》看作象数之本原，阴阳、四象、五行、八卦、九六、大衍之数都由此演化出来。

朱熹在看到《郭氏传家易说》后曾经写信给郭雍，他指出：“《河图》《洛书》，熹窃以《大传》之文详之，《河图》《洛书》盖圣人所取以为八卦者，而九畴亦并出焉。今以其象观之，则虚其中者所以为《易》也，实其中者，所以为《洪范》也。其所以为《易》者，已见于前段矣；所以为《洪范》者，则《河图》九畴之象、《洛书》五行之数，有不可诬者，恐不得以出于《纬书》而略之矣。”[7]，朱熹以《河、洛》为象数之本原，他不赞成郭雍的看法。

2、郭朱对易学与五行学说关系的不同理解

周敦颐《太极图说》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8]周敦颐画出了一个包含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的《太极图》来说明宇宙的衍化，引五行之说入《易》。据传他将《太极图说》手授二程，但《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以及《伊川易传》均不见《太极图》以及《太极图说》的内容。程颐之所以不引用周敦颐的《太极图》及其《说》，可能是不赞成他的五行入《易》说。但在《河南程氏经说.易说》解释“天一”至“地十”的时候，程颐认为“天一生数，地六成数。才有上五者，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阴阳之功，万物变化，鬼神之用也。”[9]其中谈到生数、成数，以及“二五合而成阴阳之功”，似乎和五行学说有联系，但程颐只论及“五”，没有明确提到“五行”。周敦颐为二程之师，由于周氏之学杂糅佛老，而二程之学排斥二家，后人对周、程之间的师徒关系曾提出怀疑。但《二程遗书、外书》也有多处纪录程氏兄弟求学于周敦颐门下的情景[10]，周、程的师生关系当无疑问。

郭雍认为，五行学说和《周易》没有关系。二程是周敦颐的学生，郭雍是周敦颐之三传。郭雍在《传家易说.自序》之中，推崇二程、张载，不提及周敦颐，这与周敦颐将五行之说入《易》有关系。

郭雍指出，对于“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应该从文本上理解其本来的含义,不能附会。他认为一、三、五、七、九，是五个天数；二、四、六、八、十，是五个地数。一与六、二与七、三与八、四与九、五与十皆两两相合。一、三、五、七、九之和是二十五，二、四、六、八、十之和是三十。天数二十五加上地数三十，就是天地之数五十五。《郭氏传家易说》云：“《汉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故或谓天一至天五为五行生数，地六至地十为五行成数。虽由此五行之说，而于《易》无所见，故五行之说出于历数之学，非《易》之道也。”[11]郭雍认为五行学说和《周易》没有直接的关系，汉代以来，以五行入《易》都是穿凿附会。郭雍也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为生数，认为这是五个“生数”，而不是五行生数。

朱熹将图书之学和周敦颐《太极图说》加以揉合，指出五行、《河、洛》和《周易》三者有密切的联系。《易学启蒙》认为，从天一到地十，是“天地之数，阴阳奇偶，即所谓《河图》者。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终始，无不管于是焉。”[12]《本义》云：“变化，谓一变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变成之，三变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变成之，五变生土而十化成之。”[13]对这些易学基本问题理解上的差异，使郭雍和朱熹对蓍法的理解大相径庭。

《周易.系辞》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郭雍和朱熹对此段文字作了不同的诠释，以下根据此段文字讨论蓍法的具体过程。

二、对大衍数的理解

《系辞》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历史上的易学家给予了多种解释。孔颖达将“大衍之数五十”理解为从乾坤二策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之中取出五十策为用，郭雍不同意孔氏的看法，“大衍，天地谓之数，乾坤二篇谓之策。则数者，策之所宗，而策为已定之数也。”[14]在郭氏看来，孔颖达倒置了因果关系。“孔颖达谓于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之中，独取五十策为用，是则数反出于策，大衍反出于二篇，其倒置甚矣！”[15]

他还对汉代以来各家对“大衍数”的理解提出批评，“京房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为五十；马融以太极、两仪、日月、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为五十；荀爽以八卦、六爻加乾坤用九、用六为五十；[16]皆妄相傅会，非学者所宜言。至郑康成、姚信、董遇皆取天地之数以减五、六，义虽近之，而郑氏谓五行减五为五十，姚、董谓六画减六为四十九，五、六当减则减，又何必傅会五行、六画？此儒者之蔽也。韩氏取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夫何赖焉？顾欢云：‘立此五十数，以数神。’又何立焉？夫数本于自然，数之所始，圣人能知而明之耳，安能以私意加毫末于是也。故‘大衍之数五十’，是为自然之数，皆不可穷其义。穷之愈切，其失愈远。惟毋意、毋必，斯得之矣！”[17][18]郭雍认为大衍之数是自然之数，人不可穷尽其道理。只有圣人能明白其所以然，学者不要凭借个人的私智去附会。

朱熹在给郭雍的信中，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信中云：“熹窃谓：既谓之数，恐必有可穷之理。”[19]朱熹认为这个“理”出于他认可的《河图》《洛书》，从《图、书》之中都可以找到大衍之数五十的根据。《本义》云：“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易学启蒙》云：“《河图》《洛书》之中数皆五，衍之而各极其数以至于十，合则为五十矣。”

其实，郭雍并不是真的认为大衍之数“不可以穷其义”。在《郭氏传家易说.总论》中，郭雍有明确的论述。他认为，《易经》本是圣人明道之书，在文王重卦以后，有了九六之分；春秋时期，以《易》卜筮盛行，逐步根据九、六推导出大衍数和揲蓍之法。

大衍数是和揲蓍法一起产生的。“大衍之数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 郭雍指出，只有用“四十九”根蓍草，过揲的余数才能是“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 以四揲之，才能够得到“九六七八”。由此推导出九为乾爻，三十六为乾策；六为坤爻，二十四为坤策。在郭雍研讨蓍法的专著《蓍卦辨疑》中，在批判“挂扐说”的基础上，对以上的观点进行了详细地论证。大衍揲蓍法是“圣人衍九六之道也。”[20]

对于“其用四十有九”，郭雍认为，“大衍之数五十，犹数之天也，其用四十有九，犹数之人也。天人之道既立，用与不用生焉。”他还以数之本和数之用来区分五十和四十九。“五十者，数之本也；四十九者，数之用也。”“自其四十九之后，圣人得以用之。”四十九是数之用，可以用来揲蓍。而朱熹则本孔颖达之说，以虚一不用为“太极”，以四十九为两仪体具而未分之象。

郭雍还认为历家所称历法出于“大衍”，多是附会，他认为：“近世历家，多称出于‘大衍’，盖傅会其数于其始，名是而实非。及一变用，则其数支离，终不可复得。何大衍之有？皆妄人之说也。历数之学，傅会甚易。且以五十为始，四十九为始，五十五为始，八十一、六十四皆可首数，至其窒不能通，则小小迁就，亦无大失。……儒者往往不明乎此，肆为术士所欺。”[21]郭雍认为，唐代僧一行作《大衍论》，以大衍之数解释历法，都是牵强附会之作。

郭雍学术涉猎相当广泛，在历数、中医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朱熹曾经得到郭雍的中医著作《伤寒补亡论》和“历书”。朱熹说：“熙甲寅夏，予赴长沙，道过新喻，谒见故焕章学士，谢公昌国于其家，公为留饮，语及长阳冲晦郭公先生言行甚悉，因出医书、历书数      巾失曰：‘此先生所着也。’予于二家之学，皆所未习，不能有以测其说之浅深。则请以归，将以暇日熟读而精求之。”[22]

由此看出，郭雍应当比朱熹精于五行、历数之学。但郭雍的特点是将五行、历数之学和易学看作两个独立的学术体系，不混杂在一处。他指出：“世之言易数者，皆出于纬书、星历、灾异之学，六位阴阳末技，非圣人之道也。”[23]郭氏易学排斥象数，发明义理，认为象数学派实际上是被术士所欺骗，其对筮法的理解即本于此。朱熹的易学思想融合象数、义理两派，将自己和蔡元定考订的《河图》《洛书》认作古本，以《河图》《洛书》为象数本原，并在此基础上推演筮法。郭朱二人对大衍数的分歧，其根本原因仍在于对河洛之学的不同理解。

三、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合扐

1、  朱熹主张取右手之蓍“挂一”，郭雍主张取左手。

《系辞》曰“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朱熹的理解是：“‘分而为二’者，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两手象两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两仪也。‘挂一’者，挂犹悬也，于右手之中取一策悬于左手小指之间。‘象三’者，所挂之策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也。‘揲之以四’者，‘揲’，数之也，谓先置右手之策于一处，而以右手四、四而数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于一处，而以左手四、四而数右手之策也。‘象四时’者，皆以四数，是象四时也。”[24]

郭雍也认为“分二”象征“两仪”，“挂一”象征“三才”，“揲四”是分蓍草时以4根为一组。只是在“挂一”之时，朱熹认为要取右手之策，郭雍认为是取左手之策，郭氏承袭了孔颖达与程颐的观点。《郭氏传家易说》云：“与天数之中分挂其一，而配两仪以象三才。”左手象天，天数为左手之策数。

以三才之说，左手为天，右手为地，所挂之一是“人”。取左手表示天生人成，取右手表示人生于地，两者各有其理，不必分其优劣。

2、对“归奇于扐”的理解

《系辞》云：“归奇于扐以象闰，故再扐而后挂。”郭雍沿袭张载和程颐的观点，认为“奇”是所挂之一，‘扐’左右手之余策。

根据《蓍卦辨疑》记载，张载曰：“‘奇’所挂之一也，‘扐’左右手之余也。”[25]《蓍卦辨疑》还记载了程颐的揲蓍法，郭雍说此揲蓍法是程颐亲口传授给其父郭忠孝的。据该书记载，程颐揲蓍法中也是以“挂一”的那一根蓍草为“奇”，以揲四以后的余数为“扐”。郭雍指出，自唐初以来，很多人将“奇”理解为揲四以后的余数，以“扐”为指间，使揲蓍法产生很多错误，直到张载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郭雍引用《礼记》和扬雄的观点来证明‘扐’是余数而非指间，郭氏云：“‘扐’者，数之余也。如《礼》言祭，用数之扐是也。或谓指间为‘扐’，非也。扬子云作艻，亦谓蓍之余数，其以草间为艻耶。”[26]

在学术史上，朱熹是一位很有性格的思想家，对于前代大儒之说，符合自己思想的，就认为是真的，不符合自己思想的就怀疑或者否定。在《蓍卦考误》中，他对张载言论的评价是，“此说大误，恐非横渠之言。”[27]对于程颐的言论，他说：“此说尤多可疑。然郭氏既云本无文字，则其传受之际，不无差夕牛宜矣。”[28]他不赞成张载和程颐的观点，又不便于直接表达，就反而怀疑郭雍伪造张、程的言论。

朱熹认为：“‘奇’者，残零之谓，方蓍象两之时，特挂其一，不得便谓之‘奇’，……‘扐’固左右两揲之余，然扐之为义，乃指间勒物之处。故曰：归奇于扐，言归此余数于指间也。”又云：“ ‘奇’，零也，‘扐’，勒也，谓既四数两手之策，则其四、四之后必有零数，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归之于第四、第三指之间，右手者归之于第三、第二指之间，而勒之象也。”[29]朱熹还进一步从‘扐’字的字形构造上加以说名，他认为手指属于人身的一部分，所以“扐”字从“人”从“力”，“扐”之为义当然是指间勒物之处。他还说，扬雄所说得“艻”，是“艹”字头，说明“艻”生于蓍草，其意义是言“此草在人指间也”，“扐、艻”字形上都有“力”，都属于“勒”之省文。他认为郭雍之说名实俱乱，不成文理，“今直谓“扐”为余，则其曰“归奇于扐”者，乃为归余于余而不成文理矣。不查此误而更以归奇为挂一，以避之则又生一误，而失愈远矣。郭氏承此为说，而诋唐人不当以奇为扐。夫以奇为扐，亦犹以其扐为余尔。名虽失之而实犹未爽也。若如其说，以归为挂，以奇为一，则为名实俱乱。而《大传》之文，揲四之后，不见余蓍之所在，归奇之前不见有扐之所由，亦不复成文理。”[30]

实际上，朱熹的批判有些强词夺理。汉代虞翻就以“奇”为“挂一”，李光地主编的《周易折中》也认为张载、郭雍之论比较符合《周易》原文之意。《周易折中》云：“然以‘归奇’为归挂一之‘奇’，则自虞翻已为此说。且玩经文语气，‘归奇于扐’，自是两物而并归一处尔，此意则郭氏之说可从。”[31]

四、过揲与挂扐

郭雍揲蓍法主张揲蓍过程中过揲而得的正策数，将正策数揲四（除以4），得九八七六分阴阳老少，九为老阳、六位老阴、七为少阳、八为少阴，此法称为“过揲法”。朱熹的揲蓍法主张用“挂扐”的余数，经过奇三偶二的换算，得出九八七六分阴阳老少，此法被称为“挂扐法”。

朱熹认为，揲蓍要将“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合扐”的程序，经过三变才能定一爻。而郭雍认为，第二变、三变不需要“挂一”。第一次“分二、挂一”以后，将左右手的蓍草每4根一组，所剩的策数和“挂一”合并，数字非5即9。无论“挂一”与否，第二、第三变的余数非4即8。关于“挂一”之问题，后面专章详论。

将此三变完成以后，揲蓍的余数就有可能为5、4、4；9、8、8；5、4、8；5、8、4；9、4、4；5、8、8；9、8、4；9、4、8。上述数字中，9、8是两个较大的数字，5、4为两个较小的数字。在揲蓍法中，孔颖达等人称9、8为“多”，5、4为“少”，后世沿袭了这一说法。

5、4、4为“三少”，和为13。9、8、8为“三多”，和为25；5、4、8与5、8、4与9、4、4，此三种情况为“两少一多”，和为17。5、8、8与9、8、4与9、4、8此三种情况为“两多一少”，和为21。以49减去上述余数，所剩余的正策数就有四种可能：36、32、28、24。策数36，以4分之，为九组；32根蓍草，以4分之，为八组；28根蓍草，以4分之，为七组；24根蓍草，以4分之，为六组。

1、朱熹的挂扐法

朱熹既然认定了《河图》《洛书》是象数的本原，他就必须在揲蓍之法中为《河、洛》找到印证。他采用“挂扐法”的目的即在于此。朱熹的《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河、洛均以五居中。那么河、洛为什么均以五居中？《易学启蒙》回答说：“凡数之始，一阴一阳而已矣。阳之象圆，圆者径一而围三；阴之象方，方者径一而围四。围三者以一为一，故参其一阳为三，围四者以二为一，故两其一阴而为二。是所以三天而两地者也。三二之合，则为五矣。此《河图》《洛书》之数，所以皆以五为宗也。”

朱熹很喜欢玩这种不高深但却很麻烦的数字游戏。他根据天阳地阴、天圆地方之说，以奇数象圆、偶数象方。根据南北朝时期祖冲之的计算，圆的周长是其直径的3.1415926-3.1415927倍，朱熹取其近似，说“圆者径一而围三”。对于偶数象方，他的解释更是麻烦。正方形的周长是边长的四倍，然若用“四”，奇偶相加不能凑出“五”。于是，他就说偶数的基本单元是“二”，这个二是不可分割的，这个“二”实际上就是“一”个单元。所以偶数“径一而围四而用其半”，“四”就变成“二”。推敲起来，实在是牵强附会。

朱熹用“奇三偶二”的理论来解释“挂扐法”，从余数之中算出九八七六。朱熹云：“四十九策去其初挂之一，而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为十二揲之数。四、五为少者，一揲之数也，八、九为多者，两揲之数也。一揲为奇，两揲为偶，奇者属阳而象圆，偶者属阴而象方。圆者一围三而用全，故一奇而含三，方者一围四而用半，故一偶而含二也。……故三少为老阳者，三变各得一揲之数，而三三为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数之复得九揲之数也。左数右策则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则一而围三也。三多为老阴者，三变各得两揲之数而三二为六也，其存者二十四，而以四数之，复得六揲之数也。左数右策则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则围四用半也。两多一少为少阳者，三变之中再得两揲之数，一得一揲之数，而二二、一三为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数之复得七揲之数也。左数右策则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则方二圆一也。两少一多为少阴者，三变之中再得一揲之数，一得两揲之数，而二三一二为八也，其存者三十二，而以四数之复得八揲之数也。左数右策则左右皆八，左右皆策，则圆二方一也。”[32]

朱熹的计算方法是这样的:

揲蓍过程中挂扐的余数是9、8、5、4四个数字。9、8为多，5、4为少。以4为基本单元分组，再忽略挂一的1根蓍草。则5、4只有1组蓍草，1为奇数，根据“一奇而含三”的原则，可以转化为3。9、8有2组蓍草，2为偶数，根据“一偶而含二”的原则，可以转化为2。经过这一系列的转换以后，在挂扐的余数中就可以算出九六七八、阴阳老少了。

例如：余数是5、4、4三少之数，余策总数为13，正策数为36。5、4、4都只有1组蓍草，为奇数，可以变为3，3+3+3=9。这个9就是老阳之数“九”，这又符合过揲正策36除以4所得之“九”。

余数是9、8、4两多一少，余策总数为21，正策数为28。4为1组蓍草，为奇数，转换为3；8、9有2组蓍草，为偶数，转换为2。2+2+3=7，这个7就是少阳之数“七”，这又符合过揲正策28除以4所得之“七”。

余此类推……可得“九六七八”四数。

2、郭雍的过揲法

郭雍主张以正策数4分之后所得“九八七六”来判断阴阳老少，他在《蓍卦辨疑》中引述邵雍、张载、程颐之说，指出他们的方法都是“过揲法”。邵雍云：“归奇合扐之数，得五与四、四，则策数四九也。”程颐云：“三变讫，乃归先所挂之奇于第一扐之中。次合正策数，又四揲布之案上，得四九为老阳。”[33]郭氏指出，邵雍、程颐的策数四九（4×9=36）就是不用余数而用正策数。

在《郭氏传家易说》中，郭雍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世俗的“挂扐法”用三多三少之言定阴阳老少，“其数虽不差，而其名非也。……揲蓍之法，本无二至，或者误以‘扐’为‘奇’，又好以三多三少论阴阳之数，故异说从生焉。”[34]

郭雍指出文王重卦，天地判而后有九六，有了“九六”之后，才有了大衍之法，这是圣人作《易》的顺序。大衍之数之所以为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是因为只有用“四十九”，过揲的余数才能是“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 以四揲之，才能够得到“九六七八”。在《蓍卦辨疑》中，郭雍批判以“三多三少”定挂象的“挂扐说”。郭雍指出，只有用49根蓍草，才能在正策数中得到36、32、28、24，此正策数有恰合“九六七八”。如果仅以三多三少定阴阳老少，蓍草的总数只要是4的倍数加1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一定是49根蓍草。郭雍曰：世俗皆以三多三少定挂象，如此则不必四十九数。凡三十三、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三、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三、九十七皆可以得初揲非五即九，再揲、三揲不四即八之数。独不可以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尔。”[35]

3、朱熹对郭雍的反驳

朱熹对郭雍之说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归奇挂扐之策数少，便于计数。“过揲之数虽先得之，然其数众而繁，归奇之数虽后得之，然其数寡而约，记数之法以约御繁，不以众制寡。”[36]以4乘挂扐之数，必得过揲之策；以4除过揲之策，必得挂扐之数。两者前后相为因果，以约御繁，不可偏废。《蓍卦考误》云：“盖四十九者，蓍之全数也，以其全而揲之，则其前为挂扐、后为过揲，以四乘挂扐之数，必得过揲之策；以四除过揲之策，必得挂扐之数。其自然之妙，如牝牡之相御，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胜而不可以相无。且其前后相因，固有次第。而挂扐之数所以为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查也。今于挂扐之数，既不知其所自来，而以为无所务于揲法，徒守过揲之数以为正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来也。其欲增损全数，以明挂扐之可废，是又不知其不可相无之说，其失益以甚矣。圣人之道，中正公平，无向背取舍之私，其见于象数之自然者盖如此。今乃欲以一偏之见议之，其亦误矣。”

4、评论

朱熹之说，看起来比郭雍之说严密，既看到了“挂扐”又兼及“过揲”之数。但细分析起来，有很多问题。在一挂扐余数计算九六七八之时，将第一变中的余数9、5中多出的1策忽略，缺乏根据；早在西元5世纪，祖冲之就计算出圆的周长是其直径的3.1415926-3.1415927倍，朱熹“圆者径一而围三”，这种近似有很大的误差，很难说是在效仿天道；而“方者一围四而用半”，一偶含二，将2组蓍草转换成2，也难说其非常合理。在《易学象数论.蓍法一》中，黄宗羲对此有所评价：“朱子发园径之意，……奇以象园，而径一得三，颇为近似。偶之象方，而径二得园二，其说有所不达矣。此皆执余策治病也。”[37]

五、九六七八与阴阳老少

郭雍的过揲法并不是仅关注过揲正策数，朱熹挂扐法也不是只关注挂扐余数。两人都同时关注了过揲与挂扐，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这在两人论述 “九六七八”和“阴阳老少”的关系时有明确的表达。

1郭雍的观点

揲蓍之法中，称老阳数九，老阴数六，少阳数七，少阴数八。郭雍综合李泰伯、苏东坡、僧一行等人的观点，以挂扐余数定阴阳老少，以过揲策数定“九六七八”。

郭雍认为， “九八七六”，是过揲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再以四揲而得之。而“阴阳老少”四象，是由挂扐余数之“三多、三少”推倒出来的，郭雍指出，“多”为两揲之数，为“偶数”；“少”为一揲之数，为“奇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

以乾坤生六子之说，乾为父，为老阳；坤为母，为老阴；震、坎、艮为三男，为少阳；巺、离、兑为三女，为少阴。

     “三少”就是三“奇”，三爻皆阳，属于“乾卦”，称为“老阳”。挂扐之“三少”（5、4、4），其过揲正策数必定是三十六，以四揲之为“九”，过揲于挂扐相对应，所以“九”被称作老阳。

“三多”（9、8、8），就是三“偶”，三爻皆阴，属于“坤卦”，称为“老阴”。挂扐之“三多”（9、8、8），其过揲正策数必定是二十四，以四揲之为“六”，过揲于挂扐相对应，所以“六”被称作老阴。

 “两多一少”（9、8、4，5、8、8，9、4、8）则可以转换，震、坎、艮三个阳卦，称为“少阳”，其过揲正策数必定是二十八，以四揲之为“七”，这就是“七”被称作少阳的原因。

“两少一多”（9、4、4，5、4、8，5、8、4）则可以转换，巺、离、兑三个阴卦，称为“少阴”，其过揲正策数必定是三十二，以四揲之为“八”，这就是“八”被称作少阴的原因。

郭氏认为,九七八六和阴阳老少的对应，符合自然之理,不是随意配合的。其云：“易象九为老阳、七为少，八为少阴，六为老。……九七八六之数，阳顺阴逆之理，皆有所从来，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归余之数，有多有少，多为阴，如爻之偶；少为阳，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阳，九揲而得之，故其数九，其策三十六。两多一少则一少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谓之少阳。（少在初为震，中为坎，末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数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阴，六揲而得之，故其数六，其策二十有四。两少一多则一多为之主，巺、离、兑也，故皆谓之少阴。（多在初为巺、在中为离，在末为兑。）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数八，其策三十有二。”

2、朱熹的观点

朱熹认为，七八九六之所以为阴阳老少，是本于《图、书》，定于四象。他在写给郭雍的信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信中云：“以《河图》《洛书》论之，太极者，虚其中之象也；两仪者，阴阳奇偶之象也；四象者，《河图》之一含六、二含七、三含八、四含九，《洛书》之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也；八卦者，《河图》四正、四隅之位、《洛书》四实、四虚之数也。以卦画言之，太极者，象数未形之全体也；两仪者，一为阳而--为阴，阳数一而阴数- -也；四象者，阳之上生一阳，则为 = ，而谓之太阳；生一阴则为 -- ，而谓之少阴；阴之上生一阳，则为---而谓之少阳；生一阴则为 - -，而谓之太阴也。四象既立，则太阳居一而含九，少阴居二而含八，少阳居三而含七，太阴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数所由定也。”[38]朱熹还说：“大抵《河图》《洛书》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体次第者，其父也；归奇之奇偶、方圆者，其子也；过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孙也。今自归奇以上，皆弃不录而独以过揲四乘之数为说，恐或未究象数之本原也。”[39]《河图》中的一含六、二含七、三含八、四含九，《洛书》中的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是“九六七八”产生的根本，可以模拟为一个家庭的祖父。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均根据《图、书》推演而出，“四象”是产生九六七八、阴阳老少的第二步，可模拟为家庭中的父亲。在揲蓍过程中，归奇之余数通过奇偶、方圆计算出来的九六七八，是第三步，可模拟为家庭中的儿子。以过揲之数除以四得到的九六七八，是第四步，可模拟为家庭中的孙子。而郭雍只以过揲之数定九六七八，阴阳老少，完全忽略了九六七八产生的顺序。

3、评论

朱熹与郭雍围绕九六七八进行了繁杂的争论，其核心仍然是义理与象数之争。郭雍认为，《易》是圣人明道之书，最初并非卜筮之书。《周易》最初并没有九六七八、阴阳老少之分，后来卜史之家要取“动爻”占卦之后，才要分别老少之象，产生了九六七八之说。郭氏《辨疑》云：“《系辞》不载九六七八、阴阳老少之数，圣人画卦初，未必以阴阳老少为异。然卜史之家，取动爻之后，卦故分别老少之象。与圣人画卦之道已不同矣。后世未识圣人之意者，多主卜史之言，而不知所谓策数也。”

朱熹指出《周易》本来是卜筮之书，《河图》《洛书》为象数本源。认为九六七八、阴阳老少是《周易》本来具有的。在《蓍卦考误》中，他反驳郭雍：“圣人作《易》，本为卜筮，若但有阴阳而无老少，则又将何以观变而玩其占乎？且策数之云正出于七八九六者。今深主策数，而力排七八九六为非圣人之法，进退无所据矣。”[40]朱熹认为，九六八七之说，《系辞》不载，并不能说明孔子不知此说。相反，是孔子认为大家都很熟悉这个道理，就没有详细写明了。他还引用《礼记》作为旁证。“正如《礼记》“冠仪”、“乡饮酒”义之属，亦以其礼自有明文，故详其义而畧其数，亦不可但见《大传》之词有所不及而遂谓圣人画卦初不以此为异也。”[41]

如果承认朱子《图、书》之说，那么朱熹批判郭雍和郭忠孝没有梳理清楚九六七八产生的顺序，倒果为因，是非常有力的。但是《河、洛》之数以及“九宫之数”很可能是汉唐以后的学者根据八卦、五行思想以及大衍之数反推出来的，朱熹再依前人之说加以删定，得出“河十洛九”的《图、书》模式，并将其视为象数本原，朱熹从根本上已经是倒果为因了。如果我们否定了朱子的《图、书》说，《易传》中两仪生四象之时，就不可能看到九六七八；挂扐之余数推导出的九六七八也没了根据。

今人一般的看法是《易传》的形成有一个历史时期，并非一人一时之作。郭雍认为“大衍蓍法”是在《周易》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观点，是比较合理的。按照郭雍的易数观，九、六是在文王重卦、卦分天地之后才出现的，九六七八四个数字则出现的更晚，郭氏以八卦之名解释阴阳老少与九六七八的搭配，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郭雍还对动爻于卜筮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雍认为，老动而少静，而“吉凶悔吝生乎动者”，所以爻辞都用九、六命名。《周易》只有有动爻才能占卜，他说“今人以易筮者，虽不动亦用爻辞断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动则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辞。此流俗之过也。”朱熹则认为六爻安定也可以占卜，反对不动则《易》不能占的观点。

六、第二、三变是否挂一

《系辞》云：“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对此句，郭、朱二人有不同的理解。前文已经说明郭、朱在“奇、扐”等字理解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给下面的行文带来很多麻烦，请阅者留心。

1、朱熹的三变皆挂

朱熹认为：归奇于扐是归余数于指间，“象闰”是积余分而成闰月。“五岁再闰”是根据古代历法来解释的揲蓍法，以说明揲蓍法是法象天地。历法之中，两个闰月前后相距大约三十二月，在五年之中。朱熹主张在三揲定一爻的过程中，第一、第二、第三变都要挂一，每一变中有一挂、两揲、两扐，为五岁之象；其中左手和右手“再（两）扐”的余策就代表五个步骤重的“再（两）闰”。 “故再扐而后挂”，指的是将将前面挂扐的余策放在一旁，以见存的正策数进行第二、第三次“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合扐”的揲蓍，这样进行三变，可以定出一爻。一卦六爻，需要十八变。

2、郭雍的二、三变不挂

郭雍认为，归奇于扐，是将所挂的一策归到左右两揲之余策。“挂一”合到余策之中就是象“闰”。张载认为，“五岁再闰”是指历法上的五年两头闰，两闰月相隔32月，不够3年。此归挂一之“奇”于左右两扐（余数）之中，就是象征“闰之中再岁”。郭雍承张载之说，认为“五岁再闰”之意，“非以再扐象再闰也。盖闰之后有再岁，故归奇之后亦有再扐也，再而扐后复挂，挂而复归，则五岁再闰之意。”[42]。张载云：“‘再扐而后挂’者，每成一爻而后挂也，谓第二、第三揲不挂也。”程颐也有相同的主张，郭雍沿袭程、张之说，云：“凡揲蓍，第一变必挂一者，谓不挂一则无变，所余皆得五也。惟挂一则所余非五则九，故能变。第二、第三变虽不挂亦有四、八之变，盖不必挂也。”[43]

郭雍的理解和朱熹是完全不同的，朱熹的观点和孔颖达的《周易正义》相类。将“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理解为“一变”产生的过程。“再扐而后挂”只是第一变完成以后，以见存之蓍分二而挂一的开始，如此三变定一爻。而在郭雍、张载的理解中，“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已经是完成了三次揲蓍定出一爻。“再扐而后挂”之句，已经开始定第二爻了。在《蓍卦考误》和《易学启蒙》中，朱喜以自己对“奇、扐”的理解为基础，在经文释意方面逐条反驳郭雍、张载之说。其言论支离琐碎，并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

3、朱熹以阳奇、阴偶说反驳郭雍

朱熹以阳奇、阴偶来套“9、5、8、4”这些挂扐的余数，反驳郭雍张载第二、第三变不挂一之说。朱熹以第一揲余数9、5为奇数，第二、第三揲之余数8、4为偶数。结合奇围三径一、偶围四用半之说，论证自己第二、三变皆挂一的合理性。朱熹说：“盖三变之中，前一变属阳，故其余五、九皆奇数，后二变属阴，故其余四、八皆偶数，属阳者为阳三而为阴一，围三径一之术也。属阴者为阴二而为阳二，皆以围四用半之术也。是皆以三变皆挂之法得之，后两变不挂则不得也。”[44]朱熹是以5为“阳中之阳”、9为阳中之阴，以4为阴中之阳，8为阴中之阴。第一变得5的概率为3/4，得九的概率为1/4。朱熹解释说：“挂一而左一右三也，挂一而左右皆二也，挂一而左三右一也，皆阳也。挂一而左右皆四者，阴也。”第二、三变中，如果挂一，得4、8的概率各1/2，如果不挂一，得4的概率为3/4，得8的概率为1/4。朱子云：“挂一而左一右二也，挂一而左二右一也，阳也。挂一而左三右四也，挂一而左四右三也，阴也。后两变不挂，则左一右三、左二右二、左三右一、皆为阳，惟左右皆四乃为阴。”朱熹认为，如果后两变不挂一，就不符合偶以象方、围四用半之术。

朱熹此说和他前面计算九六七八、阴阳老少的奇偶之说相矛盾。为了论证挂扐余数可以推导出九六七八，他将9、8、5、4以四揲之，5、4为1揲，为奇；9、8为2揲，为偶。现在为了论证第二、三变必须挂一，又以9、5为奇，8、4为偶。朱熹真是一位很有性格的思想家，他为了批驳论敌，可以完全不理会自己行文中的歧义。但他关于阴阳概率的研究，确有独到之处，下面将进一步讨论。

4、朱熹对蓍法概率的研究

朱熹提出第二、第三变不挂一，“与阴阳奇偶老少之数，多有不合。”确实击中了郭雍等人的要害。两种不同的揲蓍法，其揲蓍结果中出现九六七八、阴阳老少出现的概率有很大差异，朱熹在《易学启蒙》和《蓍卦考误》中进行了详细的计算。

揲蓍法中，第一变之挂扐余数为5或9，前面已有讨论，第一变得5的概率为3/4，得九的概率为1/4。如果“三变皆挂”，第二、三变得4、8的概率各1/2。如果“后两变不挂一”，第二、三变得4的概率为3/4，得8的概率为1/4。

“三变皆挂”中，三变之后，得余数5、4、4的概率为3/4 ×1/2 ×  1/2=3/16；“后两变不挂”，三变之后，得余数5、4、4的概率为3/4 ×3/4×  3/4=27/64。依此类推……计算结果如表三。

表三：两种蓍法的阴阳老少概率统计表

阴阳老少       挂扐余数       三变皆挂的概率   后两变不挂的概率

老阳       5、4、4 12/64     27/64

少阳       5、8、8 12/64     3/64

9、4、8 4/64       3/64

9、8、4 4/64       3/64

少阳总计       20/64     9/64

老阴       9、8、8 4/64       1/64

少阴       5、4、8 12/64     9/64

5、8、4 12/64     9/64

9、4、4 4/64       9/64

少阴总计       28/64     27/64

通过计算，朱熹指出：“三变之后，其可为老阳者十二，可为老阴者四，可为少阴者二十八，可为少阳者二十。……是亦以三变皆挂之法得之，而后两变不挂则不得也。后两变不挂，则老阳、少阴皆二十七，少阳九、老阴一。”[45]

表四：两种蓍法阴、阳的概率比例图

阴、阳之比   阴阳老少之比

阳   阴   老阳       少阳       老阴       少阴

三变皆挂       32/64     32/64     12/64     20/64     4/64       28/64

后两变不挂   36/64     28/64     27/64     9/64       1/64       27/64

由表可知，“三变皆挂”中，老阳、少阳、老阴、少阴之比为12：20 ：4 ：28（3：5 ：1 ：7）；阴和阳比为32：32（1：1）。用这种方法占筮，所得阴、阳爻总数是均等的。但动爻不均等，老阴、老阳之比为1：3。

“后两变不挂”，则老阳、少阳、老阴、少阴之比27：9 ：1 ：27；阴和阳比28：36。用这种方法占筮，所得阴、阳爻总数不均等。而且老阴、老阳之比为1：27，动爻比例严重失调。

朱熹据此说：“郭氏仅见第二、第三变可以不挂之一端，而遂执以为说。夫岂知其挂与不挂之为得失乃如此哉。大抵郭氏他说，偏滞虽多，而其为法尚无甚戾，独此一义所差虽小，而深有害于成卦变爻之法，尤不可以不辨。”  [46]

5、评论

后人称，《周易启蒙》写成以后，张载、郭雍等人所主的过揲法就没有市场了。张、郭揲蓍法的疏失并不在于“过揲”，而在于第二、第三变不挂一所导致的阴阳老少严重失衡。

三变皆挂中，阴阳总体上是平衡的，但老阴、老阳的比例是4：12（1：3），也没有达到绝对的均横。朱熹认为，老阴、老阳“虽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老阳、阴数本皆八，老者动而阴性本静，故损阴之四以归于阳。少阴、阳本皆二十四，少者静而阳性本动，故损阳之四以归于阴。”[47]他认为。阴阳老少的这种差别是自然的。《易学启蒙》云：“阳用其三，阴用其一。盖一奇一偶对待者，阴阳之体；阳三阴一、一饶一乏者，阴阳之用。”从“体”上说，一阴一阳是平衡的，从“用”上说，阳多阴少，阳三阴一、一饶一乏是自然之理。朱熹认为，春夏秋冬四季，也是春夏秋三季生长万物，冬季则不生长；人的眼睛，可以看见前、左、右三面，后面看不见；老阴、老阳之比1：3最符合自然之法象。一般理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含肃杀之气，应该是春夏为阳、秋冬为阴，春夏秋冬三阳一阴之说，有悖常理；眼观三面之说，也算似是而非。朱子为自己的解释寻找理论依据，可谓煞费苦心。

七、 “郭朱之辩”在易学史上的影响

 “郭朱之辩”在易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宋、元、明、清均有学者响应。

1、陆象山的蓍法

与郭雍、朱熹同时代的陆象山对蓍法有着自己的理解。陆象山以五行学说为“阴阳老少、九六七八”的来源，以九六七八对应阴阳老少之说为出发点，提出卦阴蓍阳说，“蓍用七、七，少阳也。卦用八、八，少阴也。少阳少阴，变而用之。”他还认为：“蓍法后人皆误了，吾得之矣。”他在《揲蓍说》中，对于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于扐提出自己的解释，“既分为二，乃挂一于前，‘挂’，别也，非置之指间也。既别其一，却以四揲之，余者谓之‘奇’，然后归之扐。‘扐’，指间也。故一揲之余，不四则八。四，奇也；八，偶也。故三揲皆奇，然后归之扐，则四、四、四，有乾之象。三揲而皆偶，则八、八、八，有坤之象。三揲而得两偶一奇，则四、八、八，有艮之象；八、四、八，有坎之象；八、八、四，有震之象。三揲而得两奇一偶，则八、四、四，有之兑象；四、八、四，有离之象；四、四、八，有巺之象。故三奇为老阳，三偶为老阴，两偶一奇为少阳，两奇一偶为少阴。老阴老阳变，少阴少阳不变。分、挂、揲、归奇是四节，故曰‘四营而成易’，卦有六爻，每爻三揲，三六十八，故曰‘十有八变而成卦’。”[48]

他以“用七、七，卦用八、八解释揲蓍所用“四十九”之数，不同于郭、朱。以五行学说为九六七八之源，为郭雍所不能认同。他以八卦定阴阳老少的方法，与郭雍相近但不相同，此方法是受僧一行的影响。以“奇”为余数，“扐”为指间，和朱熹之说相似。陆象山只在第一变挂一，而且挂一之数并不合到揲蓍的余数之中，这一点和郭、朱等各家均不同。陆象山揲蓍的余数只有4、8，没有5，9。他以此推演八卦，文理上比较简洁。他的蓍法采用挂扐余数来计算“阴阳老少”，用过揲正策来推演“九六七八”，以“阴阳老少”与“九六七八”一一对应，又和郭雍之法类似。陆氏蓍法文理通达，容易理解。但陆氏只在第一变“挂一”，就产生了和郭雍的过揲法一样缺点，就是“阴阳老少不均”。

2、宋明清学者的响应

由于朱熹和郭雍的揲蓍法都没有达道阴阳老少的绝对均衡，后人又提出很多中方案，以求的阴阳老少的平衡。根据黄宗羲《易学象数论》记载，宋代的张辕、庄绰、元代张理等人以揲左不揲右之法，平衡阴阳老少。明代的季本改动《易传》经文，“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八”，认为易传中的四十九应当为四十八，以此平衡阴阳老少。黄宗羲认为这些都不足取。黄氏赞同朱熹的“古法”，认为朱熹的方法只是动爻出现的概率不同，这是自然而然的。但成卦之法在阴阳不在老少，只要阴阳均横，卜筮得卦的概率相同就可以了。[49]

宋代赵汝梅《筮宗》对郭、朱均有评论。清代李光地所编撰的《周易折中》也对“郭朱之辩”有所分析，认为两人的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上文有所引用。根据《四库全书》光盘[50]索引，宋以后的易学著作提及此争论的有数十家，足见此争论在易学史上的地位。

3、与余敦康先生商榷

当代易学名家余敦康先生认为:“如果单从最后的结果上看，无论是‘挂扐法’还是‘过揲法’，都是一样，没有任何差别，但朱熹强调指出：‘挂扐法’又自然之法象，而‘过揲法’无复自然之法象，从象数本原的角度来看，二者存在重大分歧。……郭雍曾向朱熹表示，‘大衍之数五十，是为自然之数，皆不可以穷其义。’这说明郭雍既不懂哲学，也无哲学的兴趣，只是依据前人的一点成说，局限于从具体操作方法上进行某种安排。朱熹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则坚定的认为，‘熹窃谓：既谓之数，恐必有可穷之理。’（《与郭冲晦书》）这说明朱熹从事蓍法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穷蓍法之理，并非与郭雍站在同一个层次。”[51]余先生学养深厚，但此说似为玉中之瑕。首先，过揲法和挂扐法的揲蓍结果是不同的,过揲法“后两变不挂一”产生了“阴阳老少不均”的问题，挂扐法相对优胜。其次，“大衍之数五十，是为自然之数，皆不可以穷其义”出于《郭氏传家易说》，朱熹是看到这本书以后给郭雍去信，谈他阅读以后的意见，《易说》在表达这个思想的之前，有详细的论证，郭雍历数了汉代以来的各种解释，指出象数、图书之学多是附会，他在发挥义理反对象数的前提下，得出这个结论，详见本文第一章。其三，郭雍有自己的哲学体系，郭雍研究蓍法，也是为了穷蓍法之理，郭、朱关于蓍法的争论是义理与象数的平等对话。

4、结语

从整体上说，郭氏过揲法平实自然，穿凿附会之处较少。《易传》“大衍”一章虽然西汉已有注本，但长沙马王堆帛书不见此段文字，扬雄蓍法是用三十六根蓍草。这说明两汉之时，此段文字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郭雍指出九六七八、阴阳老少之分，是易学史发展到卜史之家取“动爻”占卦之后才有的，这比较符合历史事实。朱熹所主张的挂扐法细致周详，但过于雕琢，一旦指责《图、书》、“九宫”之说非先秦本有，则其蓍法体系就成了失去了哲学依据的空壳。

朱熹对郭氏蓍法的哲学基础缺乏认真的分析，对过揲法的评判流于技术层面，没有抓住根本的批判自然包含很多错误。郭、朱在技术层面各有短长，后两变不挂一是郭氏过揲法的缺陷，朱熹对这一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注释：

[1]《宋史》卷四百五十九，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

[2]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二程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7月出版。

[3]《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4]《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5]《郭氏传家易说》卷七，《图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6]经后人考证，《关氏易传》为刘牧同时代的阮逸假托所撰，目的是为了反驳刘牧的学说。

[7]朱熹：《致郭冲晦二》，《晦庵集》卷三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8]周敦颐：《太极图说》，《周子通书》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9]程颐：《河南程氏经说.易说》，《二程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

[10]《 二程遗书、外书》见有8处。如《遗书》卷二上：“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遗书》卷三：“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遗书》卷三：“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曰：与自家意思一般。”《遗书》卷六：“周茂叔,穷禅客。”《外书》卷十：“周茂叔谓一部《法华经》，只消一个《艮》卦可了。”

[11]《郭氏传家易说》卷七

[12]朱熹：《易学启蒙》，《周易本义》附录，北京大学出版社，苏勇 校注，1992年出版。

[13]朱熹：《周易本义》，北京大学出版社，苏勇 校注，1992年出版。

[14]《郭氏传家易说》卷七

[15]《郭氏传家易说》卷七

[16]荀爽此说的算法：八卦乘以六爻再加乾、坤二用，合为五十。

[17]《郭氏传家易说》卷七

[18]台湾大学彭涵梅在第三界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上提交《“大衍之数五十”初探》一文，列举了易学史有关“大衍之数五十”的解释，计13种。

[19]朱熹：《致郭冲晦二》，《晦庵集》卷三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20]《郭氏传家易说》总论

[21]《郭氏傳家易說》卷七

[22]  朱熹：《朱子跋郭長陽醫書》，引自郭雍著《傷寒補亡論》，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

[23]《郭氏傳家易說》卷七

[24]《蓍卦考误》

[25]  郭雍：《蓍卦辨疑》，转引自朱熹著《蓍卦考误》

[26]《蓍卦辨疑》

[27]《蓍卦考误》

[28]《蓍卦考误》

[29]《蓍卦考误》

[30]《蓍卦考误》

[31]  李光地 主编：《周易折中》，《四库全书荟要》，台湾世界书局印行。

[32]《蓍卦考误》

[33]  邵、程之语均引自《蓍卦辨疑》

[34]《郭氏传家易说》卷七

[35]《蓍卦辨疑》

[36]朱熹：《致郭冲晦二》，《晦庵集》卷三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37]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羲全集》第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出版。

[38]《致郭冲晦二》

[39]《致郭冲晦二》

[40]《蓍卦考误》

[41]《蓍卦考误》

[42]  《郭氏传家易说》卷七

[43]《蓍卦辨疑》

[44]《蓍卦考误》

[45]《蓍卦考误》

[46]《蓍卦考误》

[47]《蓍卦考误》

[48]  陆九渊：《象山语录》，《象山语录、阳明传习录》合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

[49]  参见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羲全集》第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出版。

[50]《四库全书检索光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

[51]余敦康：《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与<易学启蒙>解读》，《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