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选择在纽交所上市，实现最大规模的IPO，作为中国互联网经济的拥护者，我们乐观其成。

    马云近日受到一些质疑，《华尔街日报》刊文“马云近期交易引发外界警觉”，事实上，对于个人与公司利益的冲突、投资逻辑、信用观念等，已有《金融时报》等媒体提出过种种疑虑。在浙商群体内部对马云也存在不同声音，浙商研究会一位副会长抛出了“宋马之争的核心是义利之争。对马云的选择，外界褒贬不一，企业究竟该是利益至上还是道义当先”的话题。有个别浙商言辞激烈，说“马云若不改变作风，5年内必倒”。7月2日凌晨2时，马云对外作出三点澄清，称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要买绿城足球俱乐部，表示许家印是唯一一个请他投资的人。

      没有人否认马云是成功的企业家，是引领中国电商潮流的先驱，但不能因此忽视所有的负面评论，对马云的质疑事实上是对其价值观的质疑、信用的质疑，毫无疑问，许多人认为，马云作为创新经济的驱动者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马云要思考三个问题。首先，要不要承担本不属于自己的附加的社会责任，是满足于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还是成为社会价值的引领者。如果是前者，马云不购买绿城足球俱乐部无可厚非，考虑到成本、社会效应、投资目标等种种制约因素，马云在落定前都有推翻的权力。签约具有法律效应，君子协定最多受到道义谴责，而君子协定是否存在某些隐情，外人无从知晓。

     淘宝与中小卖家的纠纷同样因此而起。淘宝需要漂亮的利润数据，而中小卖家需要低成本与利润，自2006年淘宝试图引入竞价排名机制以来，双方的冲突络绎不绝。马云的态度从2011年的“很伤心”，变成了“决不妥协”，坚决打击虚假交易，而小卖家认为天猫与淘宝卖家受到不平等对待。

     从市场角度出发，阿里从淘宝找到盈利点、培植天猫这一全球性贸易平台无可指责，B2C方式还可以减少假货泛滥的现象。根据招股说明书，2013年天猫成交额4410亿元人民币，占总交易额28.6%，较2012年的2000亿元同比增长120%。淘宝2013年成交额为1.1万亿元人民币，占总交易额71.4%，较2012年同比增长不足40%。一个是基础，一个是未来发展方向，马云的做法是现实的。

     尴尬应于，马云一直在说价值观、使命感。在价值观包装下的商业运作，常常遭遇“没有商德”的指责，此时也许坦诚地告诉大家，企业的天性就是盈利，比说教要好得多。

     其次，维护公司与企业的基本诚信。这并不是说阿里目前存在诚信危机，但支付宝的拆分，曾引发了包括雅虎公司在内的大股东们的抗议。马云坚持这么做，对支付宝的发展有利，显然对他本人也非常有利。支付宝股权之争，牵涉到对海外上市企业的VIE（协议控制）模式的全面质疑，新浪、搜狐等公司在海外上市均采用这一折中模式，支付宝股权之争差点引发境内公司在境外上市的危机。

     马云的解释依然是高高在上的。他辩解自己的行为“不完美，但正确”，“别人犯法，我们不能犯法”，暗示其他企业通过VIE模式避开监管，游走在法律边缘。虽然这一事件得到圆满解决，投资者对阿里的注册地眼开眼闭，各大股东在巨大的蛋糕面前握手言欢，却不能回避事件的本质，信用与契约被漠视。

     第三，庞大的帝国投资逻辑如何，公司与个人的利益如何区分？

    马云与阿里一连串并购牵涉商业、文化、地图、金融软件、数据等各种行业，包罗万象，理由是打开互联网金融的想象空间，增加客户黏性，牢牢掌握移动端主动权。但在一些投资中，大股东从公司借钱投资、马云控制的云峰基金与阿里的边界也比较模糊。阿里巴巴在IPO文件中称，马云将把他在云峰基金的任何收益捐赠给阿里巴巴的慈善基金。马云要成为公众公司诸多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者，就必须在企业与个人利益之间有明确区隔。

    在丛林市场，马云的做法不算太出格、不会引起太多的非议，之所以众所瞩目，是因为木秀于林。作为一个伟大公司的引领者，人们希望马云如其所言，具有价值观、坚韧的精神、明确的商业逻辑，以及清晰的利益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