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翻杂志时得知了三僚村的存在。这个拥有约5000登记人口、位于江西省兴国县的小村庄，竟藏着400多名风水先生，看风水的收入几乎占这个村总收入的一半，是当地的支柱产业。风水先生这个特殊职业，能在中国内陆地区的一个闭塞村庄集中批量地出现，被官方默许甚至支持，这实在令人好奇。

我从北京出发，一路在赣州市、兴国县、梅窖镇中转停留，最后拦了辆摩托车往村里去。摩托车奔驰的7里路程中，我只看到两则关于三僚的刷墙大广告，一块写着“风生水起”，另一块写着“中国三僚堪舆圣地”。到达后闲逛一圈，发现整个村子只有一家店铺打着直销罗盘的大招牌。但村里有不少新房正在建造，好些乡村别墅已经搭起了基本框架。一辆挂有本地牌号的宝马驶过时扬起尘土。有人告诉我，它属于本村一位名声响亮的风水先生。

“风水从自古以来吧，你说它都是在秘密进行。这门功夫藏得很深，压得很深，你知道吧。”三僚风水文化景区的导游部经理曾宪利对我说。

在兴国县文化局和旅游局出版资料的描述中，历史上三僚村共走出“24位国师，72位名师，36位钦天监灵台博士”。如今，“三僚村几乎家家有罗盘，户户子承父业，三僚人每天奔波于新村和都市间，指点迷津，规划建筑。”

在他们口口相传且深信不疑的故事中，三僚是个先天命中注定、加上后天努力打造的风水宝地。据传在唐末，被尊称为祖师的杨公（杨救贫）带了两个徒弟，一个姓曾，一个姓廖。两姓村民隔着一条由两支水温不一的小溪交汇而成的“阴阳河”，划地而居。杨公千年前相中这里时说，“前有罗经吸石，后有凉伞包袱随身，世代出风水先生”。罗经吸石指的是村里一座碧绿低矮的小山包（又叫罗盘山）；包袱指的是后来被划为景点的形似包裹的巨石；凉伞则是一棵瘦削的小松树，前年刚倒掉。这一度引起了某种不吉利的说法，后来村民统一解读口径，说现在大师出门坐小车，用不着伞了，赞扬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二

到达的第二天，我请了一个名叫廖玉石的人做导游。他40岁，黝黑、平头，穿着一件褐色旧西装，骑着摩托车出现在我面前。他告诉我他是村委会的出纳，是1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也是景区导游，也是风水先生，还代销罗盘，但看风水是主业。16岁初中毕业后他就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风水之术。他说风水先生和党员身份完全不冲突，因为风水术不是迷信，而是一门环境科学。他还告诉我，村委会6个人中有3个是风水先生，村主任这两天就被人请出去“跑地理”了，剩下的人得在他回来前帮助分担一些工作。

无论事实怎样，村民们都以祖上为荣。知道我从北京来后，廖玉石兴奋地列举出北京最著名的建筑与三僚历史上的紧密关系。在他的讲述中，三僚祖先功业昭彰。“（勘定）八宝山的就是我的祖宗，直系祖宗。”他说，“我是他的第19代。”同样被提及的还有明十三陵、故宫、天坛祈年殿、明长城九镇等。“都是三僚地理大师的作品哪。”

他带我在村里四处走动，对三僚村民如何进一步设计和改造他们的居住之地一一介绍。他提到廖氏村民聚居的地方，最初有条河直冲而下，并不适合住人。在风水先生的建议下，廖氏村民将河流改道，由南向北开辟了7个形状大小各异的水塘。穿过一条S形的小径时，他解释说，那是依着房子做出来的阴阳八卦。没走几步，他又指着两棵高大茂盛并排而立的古香樟说，栽它们是为了给某座房子化解风煞，遮挡龙脉缺口吹来的北风。“那个最高的，最高的山顶上，”他指引我朝着一叠山峰望去，说，“那个尖，人工把它挑起来的。”类似的改动在三僚村中几乎遍地都是，村民们对每个机关、设置都可以说出逻辑自洽的道理。

在三僚，每家每户都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对自家房屋和祖坟，深思熟虑后选址，小心翼翼地改造。因此，村里的房子很难从整体上看出秩序和章法，各有各的朝向和设计。坟墓也不集中，零零落落借地势而建。

三僚著名的古墓群位于一片穿山甲形状的山体上。廖玉石跟我举了一个年近80的韩国老太太手持罗盘，坚持爬山考察的例子来强调古墓群的价值。“这等于是一片活教材一样的。”廖玉石指着漫山的坟茔感叹道。

高低错落的地势让“穿山甲”看起来似乎有很多鳞片，廖玉石说，每一个鳞片都可以做一个坟墓。每个具体的坟墓又结合山脉呈现具体的形状。他指着一个坟墓，说是青蛙形。往左边指了一条山脉，说那是青蛙一只脚，往右边指了一条山脉，说是另一只脚。

不止我们在古墓群间走动。一个操着广西口音的中年男子，背着挎包，从一块墓地跑到另一块前蹲下，前额几乎贴上墓碑，手中端着金黄色的罗盘。他跑过来递了一根烟给廖玉石，向他打听，“这个龙脉到底在哪里呀？”廖玉石往一条被踩秃了的小径一指。他对跑到三僚人祖坟取经的外地访客已经习惯了。“他也是先生。”廖玉石说，“他是来考察一下。这个地方，三僚，（墓）是怎么做的。以后到外面也就这么给人家做。”位置好的田地对于每户三僚人家都是无价之物。村里从古至今都流传有某人如何骗得风水宝地的故事。“很多坟墓啊，都是靠性命换来的。靠骗啊。我们这农村里面，什么都可以换，老婆不可以换，祖坟不可以换。”廖玉石说。

三

33岁的曾石龙刚从山东帮人看风水回来。虽然出师不久，但被不少人评价“天赋高、功夫好”。从部队退伍在景区做了解说员后，他才慢慢对风水有了兴趣。他跟父亲说想学，父亲让他拜三僚村具有头等声望的曾宪柏为师。

他带我拜访了曾宪柏。76岁的曾老先生穿着一套深蓝色的中山装，腰杆笔直，走起路来步子扎得又稳又沉，不打飘。收曾石龙为徒时，曾宪柏考察了他半年多，观察他是否喝酒、赌博，跟人鬼混。他告诉我他收徒的标准是“忠诚、老实、有道德、有孝心”。考察合格后，曾石龙按照规矩在杨公祠打了一副桃木胜告（注：一种占卜工具），“经杨公同意”成了曾宪柏第6个徒弟。

曾宪柏声若洪钟，讲话时眼神直盯对方，不怒自威。“地理人才（地理即风水）是尖端人才，为国为民保家保国。”他提到毛泽东的均富思想，说风水之术同样倡导救苦救贫。以往年份，他一年要被接出门看风水不下20次。现在走得少了。他说怕死在外面，让祖传风水秘籍落入外人之手。很多年前，他去福建某县看风水，出门看山回来，发现秘籍被人动过，他大发雷霆，质问对方。“他要是不讲，我就给他打符（惩罚他），他怕得要命，承认了。”他第二天就离开了，“有再多钱我都不教。他心术不正拿这个书也不会做好事。”

曾石龙在曾宪柏讲话时异常恭敬、低头不语。送师傅走后，他稍稍放松了一些，跟我闲聊起来。他告诉我三僚风水属于形势派。他学习时，最难的部分在于辨出山脉河流房屋的三百六十形。“是要钻的，要通过自己的思维能力来发挥，用自己的想象力。”

我问他什么样的人才算风水大师。曾石龙说，外在标准是，赚钱多。内在标准是，“德好，心肠好”，功夫往后排。他看不上外地挂招牌、打广告的自我包装手段。“靠实实在在，靠口碑相传。”

像他这样的年轻风水先生，常常要通过东家（风水先生称自己的客户为“东家”）的基本考核，才能获得机会。东家常常带他到某处古老房产前，请他将这户人家的情况说个大概。哪个儿子发展得比较好？哪一房人丁兴旺？曾石龙基本通过了历次的考试。“像有些不行的师傅，说错了可能东家会立马翻脸。”有些会给了盘缠，委婉地告知，“下次再来。”他期待攒够资历后，能够像他师傅那样受人尊敬。像曾宪柏这样已经名声在外、上了年纪的“风水大师”，就没人敢出题试探。

廖玉石说自己第一次传出名声是在2011年。一个在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的福建商人请他做墓。重新选址做好了之后，生意迅速有了起色。周围的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夸他请了个高明先生。但廖玉石说，不是自己高明，“机缘巧合，全部配合在了一起”。

廖玉石曾经成功地通过了广东某位陈姓老板的不寻常考察。陈姓老板花500万买下几座小山，想挑其中最好的地方安葬父亲。廖玉石后来才知道，他端着罗盘仔细观察计算后选定的位置，与当地某位“大仙”指过的位置一致。“这样跟他情投意合，所以他轻松了我也轻松了。”工程全部结束，陈姓老板付给了他8万块。廖玉石爱谈论自己积累的成功案例，比如建议一个老板在门前交叉打岔的两条道路上架一座桥，还有，重新勘定水龙头安放的合适位置，以帮男主人解决尿频的问题等等。

四

无论是廖玉石、曾石龙，或是我后来遇见的其他三僚人，当探讨起风水之术的性质时，他们首先做的是撇清风水与迷信的关系，再将其与算命卜卦等区别开来。“两码事，”景区的导游部经理曾宪利说，“说实在的，风水文化的层面是比那些东西要高得多的，是吧？”

“风水就是高科技的东西，因为它是天文地理，它每个角落都是有，很讲究精密的。”63岁的曾平安说。只有小学学历的他，口才出众，是三僚的首席讲解员（一次比普通讲解员收费高50块）。他研究起名术，为6000多人起过名字，儿子则是风水先生。他对把风水归为迷信的说法很不屑。“哪有迷信，想不通就是迷信？……你没到那个程度，你的悟性没到那个境界啊。”

“风水术，就是给去世的祖先找一个舒服的环境。给我们自己也找一个舒服的环境。”廖玉石说。廖玉石身上有三僚风水师普遍存在的务实、朴素风格，跟外行交流时，总把行话说得通俗易懂。他总是说出一些更像干部而非大师的话，比如“理论联系实际”，以及“结合临床经验”等等。在跟东家沟通时，常常会用日常道理说服对方。比如，解释为什么祖坟包上长了棵树不吉利时，他说，“树的根系打扰了他，先人不舒服，哪有时间保佑我们哪？”

“用科学理念灌输他嘛。”曾石龙认为风水术中的很多东西可以用科学解释个大概。“打个比方，门前有水，在风水当中定性为聚财。为什么会是聚财呢？洗衣服啊、洗菜啊，这里都可以用得上，这是不是节省了水，给我们提供了方便，节省了时间，这就无意当中给我们增加了财气。还有一方面，它可以采取一个应急措施，比如说防止发生火灾，无意当中它就保护了自己的财产，就是保护了自己的财气。还有一方面，因为水池在南方这里，到了夏天很热，有个水池它可以调和我们这里整个大院子里的气温，使一个人在比较舒适的环境当中度过，他就不至于生病了，身体好啊，这是不是属于一个财源、财富？这就是科学道理。门前的水池太深，又说是破财。怎么会是破财？小孩子一多，它存在着安全隐患，这就是这个道理。”也有解释不清楚的部分。比如，风水先生都知道，做好（风水）难，做坏很轻易。

他强调宣扬风水之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说法不可信，但长远效果可以期待。“这个讲实在话，时间肯定是会证明一切。”

廖玉石也批判了做好风水效果立现之类的夸大之辞。他拒绝过一些急功近利的客户。“啊，我给你看了风水以后，马上就能升官发财，没那种功夫，不要搞得神乎其神。”那些明显倒着霉，还将持续倒霉的人，知道立马扭转局面不可能，为了维护名声，他不接。

廖玉石认为风水先生这一行的职业理念是为人造福。有人问他，做风水先生对自己或者后代会不会有影响。“我说没有这回事，除非做了亏心事，是可能这样恶有恶报。你做好了肯定不会，做好了也是为别人造福啊。”廖玉石有5个孩子。绝大多数三僚人都追求人丁兴旺，极少有3个以下孩子的家庭。三僚传统家族观念深厚，族长是德高望重的人物。廖玉石带我见到廖氏族长廖能辉，70多岁的老先生骑着摩托从山上下来。不少时候，两姓族长处理村务纠纷比村干部更说得上话。

曾石龙思考过风水先生这一行的职业伦理，比如“地理杀人”、“大师斗法”等。他听说过香港大师斗法，“一个把自己房子上做了个砍刀，砍对面。对面一家做了个大炮，轰他。”他还亲眼在山东临沂看到一个呈尖锐爪机形状的屋顶。一问，确实是请了风水大师规划的。他摇摇头，“没必要做这个东西，这作品一看就能看出人品怎么样。”他知道既然变动了环境，很难不对其他人造成影响。但底线是，“不要有意识地，你知道这样做了不好，还明显去因为钱这样做，良心不好。”

五

声名鹊起的三僚引来为数不少的观光游客，也迎来了一波一波海内外的同行前来切磋交流。

我在“曾氏砂手”遇到过一队外地人马。曾氏砂手是三僚最著名的风水作品之一，曾姓村民为营造好风水而堆起的巨大鱼泡形土坡。廖玉石担任这几个人的导游。山西的一个戴着粗金链子的矮胖的老板，抬着下巴对他说，“你讲点深奥的。”憨厚温和的廖玉石一路压着火，直到走至蛇形祠附近。“这个房子，到今天600多年。他5个儿子，哪个更好，哪个更差，你们大概看一下上来告诉我，我再跟你们讲。”

4人下去考察蛇形祠时，廖玉石跟我说，“一般正常的风水先生到这里以后，他就很虚心地实习。待我们讲完以后，露出我们的缺点以后，他再抓住我们的辫子。他这个人一开始就张牙舞爪。”他说自己也曾碰见过大师。到一处古墓，问对方，你看看他这三个儿子，哪个更好，哪个更差。对方回答准确，但不解释，谦虚沉默。这让他肃然起敬。对这几个人，他不屑，“他的架势那么大我就让他，我就少讲一点。那么他说错了，我们就整他。”

我们在主要功能是挡“风煞”的古香樟树下坐了十来分钟，起身走向蛇形祠。廖玉石揶揄道，“你们几个大师先讲一下吧？”对方说了答案。“正好相反。”廖玉石很得意。蛇形祠是三僚最著名的风水作品之一，做法有些反常道而行之。廖玉石解释，从外在环境看，老二丁财富贵，老四断子绝孙。但母亲为了惩罚不孝的二儿子，请自己做风水大师的兄弟，通过对内、外环境的精密设计和改造，将结果反转。

同样的切磋过招，在狗形祠前又上演了一遍。分别时，占了上风的廖玉石有礼有节地说了一番客套话。“不管怎么样，杨公都会保佑你们家庭幸福，万事如意，恭喜发财。以后还常来指导指导，共同学习，这个风水永远学不完。做到老，学到老。”

石家庄人老王也是风水产业链上的一员。他来三僚村快3年了，现在负责景区内的治安工作。“包打听”是他的另一个重要角色。他时不时地提起来访者拜托他介绍风水先生的事，乐于谈论经他促成的一桩桩生意。“我介绍他去的。”他总说。

他给三僚村大约400名风水先生大致划分了等级。功夫高低他判断不了，人品和价码是他的参考标准。“价格不一样。有名气的价格高啊，少了钱人家不干，人家不给你看，像他们这个没有名气的，多少钱也看。”另外，考虑自己的名誉，“只介绍实在人”。

3个来自三亚的客人，早晨倒车时撞倒了酒店楼下的一个灯柱，赔了3000多块，老王借此认识了他们。搭上话后，他们请他介绍一个“不怎么出山，经常在家，上年纪”的风水大师。老王筛选了一圈，把79岁的曾宪亮介绍了出去。

三僚人宗族观念很强。作为一个外来人，老王“打下群众基础不容易”。他自称在一桩伤人纠纷中表现出的镇定和义气，给当地人留下了好的印象。另外，他与本村人在麻将桌上相处融洽。他强调牌品也给自己积攒了人气。

我在村里看到了一家生意红火的饭店，有人告诉我它是一位风水大师的女儿所经营。店铺招牌上写着，承担介绍风水先生的业务。廖玉石说，他还在这家饭店摆了一个半米高的玻璃柜台，请他们代销罗盘。除了等待熟人介绍外，他也通过做导游主动发展客户，“也是一个好平台”。

作为景区领导的曾宪利建议通过更正规的渠道结识风水大师们。比如，2013年夏天挂牌成立的中国风水文化研究院。因为国内涉及“风水”两个字的机构都不让注册，研究院只能在香港注册成立，“这跟国情有关。”她说。

我在三僚遇到的风水先生大多自信且意气风发，曾凡珍除外。我知道他是景区酒店的保安，但他说自己也会看风水。傍晚饭后我们在村口碰到，就聊了一会儿。前几天他刚因为工资的事儿跟酒店领导吵了一架。每天工作12小时，工资1400块，他愤愤地说，这还比不上早年他在闽南一带给东家看一个神位的价钱。他16年没有出去看过风水了，早年他也接到一些邀请，但都没成行。其中一个他计划着要去时，东家家里已经出了事，“要改也改不过来”。最近几年是因为妻子患了乳腺癌，没法出门。他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一件称心事。要改自己家的风水，也绝非容易事，他觉得自己已经竭尽所能了，用自己所学，帮父亲、母亲做好了坟墓，也给家里做好了新房子。他说自己想不通，“越过越丧气”。能期待的似乎只有时来运转。天色黑透了，我跟他告别。他“嗯”了一声，长久地留在原地。

六

对于三僚的风水先生来说，没有比如今更宽松、友好的从业环境了。村民纷纷奔向这条前景不错的致富之道。曾石龙告诉我，做这个行当一年赚百把万算正常。就他而言，出一趟远门，常常可以赚到作为村干部加导游一年的工资。

曾宪柏经历过那些必须“偷偷摸摸、藏着掖着”的年代。他回忆起“文革”时期说，“地理那个时候也是牛鬼蛇神”。那个时期风水先生们想方设法藏起罗盘，因为被抓到就要没收批斗，戴高帽子游街。出去看风水的人，会把罗盘藏在粪篓子里冒险带出去。改革开放之后，三僚风水师渐渐重操旧业。一个迹象是，不断有境内境外大额汇款汇向村里。曾平安告诉我，当时附近6个村的汇款加起来都不敌三僚一个村。他感叹，“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认为风水这两个字是迷信，它现在又被我们开拓出来了。”

新农村建设是三僚村风水先生数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与周边村镇拥有的丰厚红色旅游资源不同，三僚村突出的只有风水文化资源。兴国县委决定对三僚风水文化进行开发，这直接导致从业人员数量骤升。

兴国县旅游局一名负责宣传的何姓官员介绍，2013年，三僚村接待了13万游客。她不愿讨论具体的问题，“我只能说，从旅游这个产业来说，人家有游客喜欢就是一个好的项目，但是，具体的风水，很多东西很专业，我也不懂。”风水与信仰、政治之间的关系，她说自己解释不了，要问专家。

在“将风水文化发扬光大”的口号声中，三僚村成为了“江西省历史文化名村”。“三僚堪舆文化”则被列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等。曾平安感叹说，“如今看风水成为了一个正规的手艺，搞产业化了。” 2005年，兴国县政府招商引资，2009年，曾宪利的弟弟曾宪华投入了1.6亿，成立了三僚风水文化旅游公司。曾宪华说，他的目标是将三僚村做成一个风水文化“大观园”，让更多人体验、感受、享受风水。

曾宪利祖籍三僚，但不在此地长大，操着北方口音。如今她65岁，来到三僚3年多，一边协助弟弟管理景区事务，一边开始钻研起风水术。她告诉我，杨公当年给她的祖先曾公选定世代居住之地时，写了一份《地钳记》，她念起其中诗句，“今前此地复文灿，三十八代官职显’”，她顿了一下，又突然拔高音调说，“我们就是38代，我们就是显（宪），我们今天把景区建起来了！”一边说着，手指关节梆梆敲打桌面，带着自豪的神色。“我现在都时间不够用，你知道吧，时间不够用。”她的办公室正对着青翠的罗盘山。突然有一天，她买了铅笔、圆规和尺，画起了罗盘。她把自己在食品包装盒硬壳纸背面画的罗盘图形给我看，有特殊含义和秩序的字符工工整整布满纸面。一闲下来，她就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画、琢磨，背八卦和各种口诀。她己记忆力衰退之快，记住了，一会儿又忘了，只好从头再记。

曾宪利倒没有过分乐观。她告诉我，即使现在，官方的文献中也尽量少用“风水”，而多用“堪舆”替代。她能直接感受到官方对于宣扬风水的谨慎。“不能大张旗鼓地把它喊出来，我们现在想打一个广告，广告词里面只要有风水两个字，就不让你打。所以你看在高速公路上，就写了‘三僚’，他就不让你打‘三僚’风水。”有游客跟她说，你们的宣传力度不够。她无奈，“我就是再宣传，我也不能亮出‘风水’这两个字来，那你说有啥宣传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