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发掘与研究

    殷墟甲骨文从1899年被王懿荣发现，至今共出土甲骨15万片以上，著录甲骨文资料的专著已达百种。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互为促进。其间，经历了非科学发掘时期、科学发掘时期和进一步发展时期3个阶段。

非科学发掘时期

    这个时期，小屯村民私挖甲骨售与古董商，再转卖给私人，同时大批甲骨流散国外。主要研究成果是甲骨出土地的考定和文字的释读。

    小屯村民的私人挖掘   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后，国内一些学者多方购买收藏，尤其是外国人的染指，使甲骨售价日益增涨。古董商便云集小屯村收购转卖，促使村民大肆挖掘。

据《甲骨年表》和《甲骨学六十年》记载，1899年至1928年春，小屯村民有9次较大规模的挖掘。

    第一次，约在1899年至1900年。王懿荣从古董商范维卿和赵执斋手中购买的一批甲骨，范维卿为端方收购的，可能均为小屯村民所挖掘。

    第二次，1904年冬，地主朱坤率佃农在小屯村北洹河南岸朱氏土地中，搭席棚，垒炉灶，挖掘甚久，获甲骨数车。霍文元、刘金声等与朱坤因挖掘之地发生争执，双方械斗不可开交，只得到县衙解决，县署遂下令禁止挖掘。这次挖掘出的甲骨为罗振玉、黄浚、徐枋，美国的方法敛，英国的库寿龄、金璋所收藏。

    第三次，1909年春，小屯村前张学献地内，因挖山药沟发现甲骨。村人闻讯后相约到此地挖掘，获“马蹄儿”及“骨条”甚多。特别是“骨条”，是胛骨刻辞较多者。这次村人挖掘，未经张学献允许，其母大骂，双方殴打致头破血流，后经人调停，双方才罢休。

    第四次，1920年北方5省遭旱灾，小屯村民为生活所迫，不约而同到村北洹河岸挖掘甲骨出售，借以度日。附近的不少村民也参加挖掘。

    第五次，1923年春，张学献在村中的菜园内挖掘，雇何国栋为帮工，出土2块有字的大骨版。何国栋暗记下挖掘地点。

    第六次，1924年，小屯村民在筑墙时发现一坑甲骨，其中有不少大块，全部由明义士私自收买。

    第七次，1925年，小屯村民在村前大路旁挖掘，获甲骨数筐，其中胛骨有长至尺余者，多售与上海古董商。

    第八次，1926年3月，张学献被土匪绑票，需用巨款才能将人赎回。小屯村民乘机与张家协商，在其菜园内挖甲骨对半分，张家应允。参加者有数十人，忽然塌方，将4人埋于土中，经抢救才免于死亡。这次挖掘因此而结束，所挖掘的甲骨都被明义士收买。

    第九次，1928年春，安阳驻军冯玉祥部与退守河北复来反攻的奉军交战，使小屯等村农民不能按时播种。4月战事结束，村民无以为生，相约在小屯村南路旁及麦场中大举挖掘，所得甲骨多数售与上海、开封商人。

    以上这9次是小屯村民自发的结伙挖掘。此外，个人也以挖掘甲骨出售来谋生。还有个别人以挖掘甲骨出售为终生职业，如李成专业理发，业余就挖掘甲骨出售。

    小屯村民挖掘的甲骨卖给古董商或明义士，其中有一部分被运往国外，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品受到严重损失。为使世人认识甲骨，一些学者在积极搜集的同时，开始著录成书，刊行问世。

    殷墟甲骨文的第一部著录书是《铁云藏龟》，著者刘鹗。他从自己购藏的5000余片中，挑选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6册，1903年由抱残守缺斋石印出版。书中虽未对甲骨文作深入研究，且又印刷不精，拓本漫漶不清，但它是甲骨文发现以后的第一部著录书，在甲骨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之功。

    罗振玉的甲骨文著录书主要有：

   《殷墟书契》，亦称《殷墟书契前编》，8卷，1913年以珂罗版精印出版，收录甲骨2229片。

   《殷墟书契菁华》，1914年出版，收录甲骨68片，其中4片大的牛骨，正反两面都有字，为武丁时期。其上刻的字笔锋雄劲，大字涂朱，内容丰富，记事详细，不仅是重要的史料，而且也是罕见的艺术珍品。

   《殷墟书契后编》上下2卷，1916年3月影印本。收录甲骨1104片。

    另外，还有明义士的《殷墟卜辞》（1917年），收录甲骨2369片；姬佛陀的《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1917年），收录甲骨655片；王襄的《簠室殷契征文》12卷（1925年），收录甲骨1125片,按内容分为天象、地望、帝系、人名、岁时、干支、贞类、典礼、征伐、游田、杂事和文字。日本的林泰辅编《龟甲兽骨文字》（1921年），收录甲骨1023片。

    甲骨出土地点的考定   甲骨文发现后，由于学者的购藏和外国人的收买，使甲骨的售价日增。古董商为了垄断甲骨的转售，以便从中牟取暴利，有意把甲骨文的真正出土地点隐瞒起来，讹言出土于某地某地，使人们一时信以为真。如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认为甲骨文出土于河南汤阴。刘鹗也相信甲骨文出土“在河南汤阴县属之古牖里城”的传言。罗振玉也说：“光绪己亥，予闻河南汤阴发现古龟甲兽骨。”他还讲了关于甲骨文出土于汤阴之说的由来，“龟甲兽甲，潍县估人始得之，亡友刘君铁云问所自出，则诡言得之汤阴。”罗振玉受“估人讳言出卫辉”说的影响，一度认为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卫辉。某些外国人，如日本的林泰辅在其《清国河南汤阴发现之龟甲兽骨》（1909年）和富冈谦藏在《古羑里城出土龟甲之说明》（1910年）中，都将汤阴视为甲骨文的出土地。美国方法敛轻信古董商赵执斋之言，把卫辉府附近的古朝歌城当作甲骨文等古物的出土地。

    罗振玉经过多年的探寻，直至1908年才访知甲骨文真正出土地为“洹滨之小屯”。此后，罗振玉不仅派古董商到小屯村为其收购甲骨，而且还“命家弟子敬振常、妇弟范恒斋兆昌，至洹阳采掘之”。1915年又亲赴安阳小屯作实地考察。对甲骨文真正出土地点的考定，是罗振玉研究甲骨的成就之一，也是这个阶段重要研究成果之一。

    甲骨文是什么时代的遗物，学者们对此也有个逐步探索认识的过程。

    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认为甲骨文字在“篆籀之前”。刘鹗在1903年考证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为商代遗物。罗振玉在1903年把甲骨文称之为“夏殷之龟”。孙诒让也说甲骨文是周朝以前的文字。学者的看法虽有差异，但大体都认为是公元前21世纪至前11世纪的夏商两代的遗物。

    1910年，罗振玉把甲骨文出土地点考证为“武乙之墟”，又论证了“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悟此卜辞者，实为殷王朝之遗物”。1915年他在《殷墟书契考释》中说：今安阳小屯即“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这时他已将小屯确定为武乙、文丁、帝乙3世之都城。王国维《说殷》中指出：“今龟甲兽骨出土，皆在此地（指小屯村），盖即盘庚以来之旧都……帝乙之世，尚宅殷墟。”他把甲骨文的时代具体定为盘庚迁殷到帝乙。继而又经过不少学者的深入研究和考证，认为殷墟非因水患而迁都，实由亡国而废弃，许多晚期卜辞的时代不是止于帝乙之世，小屯村一带即是《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后经考证为254年）的都城所在地。而在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文，是盘庚迁殷至纣灭国8代12王的遗物。

    甲骨文出土地点的考定和具体时代的确定，为后来科学发掘殷墟和对甲骨文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甲骨文的研究与考释  殷墟甲骨文字释读的第一部著作是《契文举例》2卷。撰者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清光绪十二年（1866年）任刑部主事，不久去职，一意著述。他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金石学家。孙诒让看到《铁云藏龟》后，惊叹地说：“不意衰年睹兹奇迹。”于是用两个月的时间细为校读，依据《铁云藏龟》著录的甲骨文材料写成《契文举例》，全书分十章：日月第一、贞卜第二、卜事第三、鬼神第四、卜人第五、官氏第六、方国第七、典礼第八、文字第九、杂例第十。这也是对甲骨文内容进行分类研究的尝试。该书考释的文字虽有不少欠妥之处，但在甲骨学史上“筚路椎轮”之功还是应该肯定的。该书虽于1904年写成，但10年后即1913年才与世人见面。1905年，孙诒让又写了《名原》2卷，从甲骨文的字形来探讨中国古文字的沿革变化，开了以甲骨文考证古文字的先例。

    罗振玉不仅在甲骨文的收藏方面有很大贡献，而且在对甲骨文进行研究和文字考释方面也成绩显著。其代表作是1915年1月王国维手写石印的《殷墟书契考释》，全书分为：都邑第一、帝王第二、人名第三、地名第四、文字第五、卜辞第六、礼制第七、卜法第八。12年后即1927年又出增订本。所释文字，1915年初印本为485个，增订本为571个。他在该书中提出了“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研究方法，并主张考释文字应注意卜辞辞句的通读和分类，这在甲骨学研究初期是一大进步。王国维说自殷墟甲骨文发现后，“审释文字，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郭沫若高度赞扬说：“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成第一。而考释之功亦深赖罗氏。”对《殷墟书契考释》一书推崇备至。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礼堂，后改称观堂，浙江海宁人。1927年5月3日自沉于颐和园中的昆明湖。王国维一生对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古史研究方面有很大贡献。

    王国维研究商代甲骨，最早突破文字考释的范围，将其作为原始史料，用以探讨商代的历史、地理和礼制。1914年手抄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脱稿后，为之作《后序》。1915年撰《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1916年写《殷礼征文》。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的妻子罗迦陵购得刘鹗旧藏甲骨千余片，从中选其优者605片，编成《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署名为姬佛陀，实为王国维编次和考释。1917年，王氏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在这两篇名作中考证了卜辞中商代先公先王名字，进而论证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字不见于卡辞的很少。

    王国维是从称谓判断卜辞年代和进行甲骨缀合的第一人。他首先发现《戬》1·10与《殷墟书契后编》中8·14为一骨之折，予以拼合。并发现报乙、报丙、报丁的世次与《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不同，考证报以后的世次当为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而《史记·殷本纪》误写为报丁、报乙、报丙，第一次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个别世次的错误，同时也证实了《史记·殷本纪》和《世表》所载商王世系的可靠程度。

    1925年，王国维所著《古史新证》出版。该书指出由于地下材料的出土，“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以实录”，强调要将地下的新材料与文献材料并重。

    王国维继罗振玉之后，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特别是以地下出土的甲骨卜辞与文献资料相印证，并与商史研究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大成绩，进一步提高了甲骨文的学术价值。于罗、王等人的潜心研究，使甲骨文可读可识的字数与日俱增。
    这个时期，一些甲骨文的字典也相继问世。如王襄的《簠室殷契类纂》（1920年）收可识甲骨文字873个，这是第一部甲骨文字典。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编》（1923年），收可识甲骨文单字789个。甲骨文字典的编写出版，为学习和研究甲骨文提供了方便。

    有些学者还发表了对甲骨文单字进行考释的论文，如罗振玉于1920年写的《释叔》、《释爱》等等。

科学发掘时期

    这个时期主要是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

    15次科学发掘

    1928年10月13日至1937年6月19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其中殷代王都即小屯村发掘12次，殷代王陵即西北冈发掘3次。除上述两地外，还在小屯村附近的12个地方的遗址上进行了发掘。15次发掘得甲骨24918片。这些科学发掘的甲骨，有明确的坑位和同出的器物，绝对排除了伪片。

    抗日战争爆发后，殷墟的科学发掘被迫停止。

    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的著录书

   《殷墟文字甲编》董作宾编著，1948年4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董作宾作序，李济作跋。该书收录甲骨，除少数朱书影印外，全部为拓片。拓片计：甲2513片，骨1425片，还有3件兽头刻辞及1件鹿角器，共3942片，每片都附有发掘次数及原编号。所收录的甲骨，是第1～9次发掘所获。

   《殷墟文字乙编》上、中、下3辑　上辑1948年10月出版；中辑1949年3月出版；下辑1953年12月出版。董作宾编著，上辑有董作宾序。3辑全部为拓本，是殷墟第13～15次发掘所得甲骨中的9105片。极少数朱书者为影印。每片编号下皆附有坑位登记号。

    另外，河南省博物馆发掘殷墟获甲骨计3656片，选其中800片编为《殷墟文字存真》1～8集（1931年），930片由孙海波编为《甲骨文录》（1938年1月）。

    传世甲骨的著录书　主要有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1928年12月），收录甲骨381片；容庚的《殷契卜辞》（1933年5月），收录甲骨874片；罗振玉的《殷墟书契续编》（1933年9月），收录甲骨2016片；商承祚的《殷契佚存》（1933年10月），收录甲骨1000片；方法敛的《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35年），收甲骨1687片。

    甲骨文分期断代的研究　董作宾1931年在《大龟四版考释》中提出坑层、同出器物、贞卜事类、所祀帝王、贞人、文体、用字、书法8项标准，对甲骨文进行断代。特别是首创“贞人说”，作为甲骨文断代的一个重要标准。1933年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将殷墟出土的殷代甲骨文分为5个不同时期，即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的盘庚、小辛、小乙；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分期的标准有10项，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将殷墟出土的10多万片甲骨文，分为前后5个不同时期，不仅对研究商代后期各阶段的历史，而且对探讨文字体、文例的变化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发表，是甲骨文研究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郭沫若对甲骨文的研究　郭沫若从1928年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甲骨文，并用甲骨文材料探讨商代历史。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不仅结出丰硕之果，而且开创了新局面。

    1927年以后，郭沫若旅居日本，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同时注意搜集研究殷墟甲骨文，并用甲骨卡辞的资料研究商代历史。1930年3月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中《卜辞的古代社会》即以甲骨卜辞为资料阐述商代的社会面貌。

   《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出版，共收考文章17篇。1952年重印时，删去9篇，加1篇共9篇，又加重印弁言。在弁言中讲，通过考释文字“来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另外，在文字考释上也有创见。

   《卜辞通纂》，1933年5月日本东京文求堂影印出版。郭沫若编撰该书的目的是“选择传世甲骨之精粹者，重新加以排比之，并一一加以考释，以便观览。”正文著录甲骨792片（书中编号为800片，但缺340～347号），按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编排。别录之一著录甲骨42片，别录之二著录甲骨87片，均为照片，是日本11家藏品。考释中有不少新见解，且简明通俗，是初学甲骨文的一部较好的入门书。

   《殷契粹编》，1937年5月日本东京文求堂石印。1965年5月科学出版社出版。1965年新版拓片印刷清晰，又按甲骨原形拓出，因而有的拓片字数增加，胡厚宣考释新增的字列表附书后。全书由于省吾校阅，于氏的一些看法，录于眉批。该书收录的甲骨从刘体智所藏选1595片，加以排比和考释。该书与《卜辞通纂》著录的甲骨都是1928年前传世的精品，其中不少是罗振玉诸家所未知或遗误者，又考释多有创见。所以，两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胡厚宣甲骨文著录　抗日战争期间出土甲骨的搜集和著录，胡厚宣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战胜利后，胡厚宣从四川到京、津、沪、宁一带，努力搜集流散的甲骨并予以整理，50年代先后出版：《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1年4月），收录甲骨1141片；《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1951年9月），收录甲骨3276片，大部分为第一次著录的新材料；《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1954年），收录甲骨5642片；《甲骨续存》（1955年），上编2册为拓本，著录甲骨2755片，下编1册为摹本，收甲骨998片，全书共著录甲骨3753片。

    胡厚宣在搜集著录甲骨的同时，还结合甲骨文资料，对商史和甲骨学中许多重要课题进行全面研究。据统计，到1949年10月，他的论著达54种，其中不少名篇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这部被誉为甲骨学史上“空前的金字塔式的论文集”，在中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44年3月），收论文20篇，如《殷代封建制度考》、《殷代婚姻家庭宗法生育制度考》、《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武丁时五类记事刻辞考》。《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1945年4月），收入《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等论文。

    胡厚宣对殷墟甲骨文搜集、著录和研究付出了辛勤劳动，作出了很大贡献。陈子展在《题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一文中谈到殷墟甲骨文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时说：“堂堂堂堂，郭董罗王，君不见，胡君崛起四君后，丹甲青文弥复光。”“四堂”即：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胡君即胡厚宣。

    抗日战争爆发后至1949年10月，殷墟甲骨文著录书主要的还有：黄浚《邺中片羽》初集(1935年)，收甲骨245片；二集(1937年8月)，收甲骨93片；三集(1940年1月),收甲骨215片。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1939年4月）收甲骨108片。金祖同《殷墟遗珠》（1939年5月），收甲骨1459片。孙海波《诚斋殷墟文字》（1940年2月），收甲骨500片。胡厚宣《卜辞同文例》（1940年），收甲骨273片。李旦丘《殷契摭佚》（1941年1月），收甲骨118片。胡厚宣《甲骨六录》（1945年7月），收甲骨659片。金祖同《龟卜》（1948年1月），收甲骨125片。外国有方法敛《甲骨卜辞》七集（1938年），收甲骨527片，《金璋所藏甲骨卜辞》（1939年），收甲骨484片。梅原末治《河南安阳遗宝》（1940年），收甲骨149片。同时，不少学者还对甲骨文例、碎片拼合、著录书中重片的校对和商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了专著和论文，考释的字数也增加了,如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1933年）,收单字956个，孙海波《甲骨文编》（1934年），收单字1006个。